准备反攻：1943年9月8日，意大利宣布投降，三国同盟的光环开始暗淡，轴心国的气势明显衰退。此时，太平洋战争已经如烈火般持续了两年，日军因兵力捉襟见肘，被迫在中国战场上收缩攻势，从积极进攻转为防御为主。1943年10月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和滇西地区发动了反攻行动，经过顽强鏖战，到1945年3月终于打通了滇缅公路。与此同时，从1944年起，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展开了一系列局部反攻。然而，这些战斗虽在境外和敌后取得局部进展，却未能改变整体战局的天平。 实际上，中国抗战中期所寄予厚望的战略性大反攻并未如期到来，反而在几次关键战役中遭遇了日军的主动反扑。1944年4月至12月的豫湘桂会战、1945年3月至5月的鄂西会战，以及4月至6月的雪峰山会战，均是日军主动发动的攻势。与此同时，美军在中途岛海战中取得了战场主动权，逐步压近日本本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珍珠港事件之后，美国迅速进入战时体制，其强大的工业能力转向军工生产，丰富的人力资源也被全面动员，形成了巨大的战争潜力。以航空母舰为例，太平洋战争爆发时，美军仅拥有三艘航母；而从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，美国共建造147艘航母，平均每年36艘、每月三艘。而同期日本仅建造和改装了15艘。面对美军的反攻，日本联合舰队接连失利杭州银行股票股，尤其是1944年6月的马里亚纳海战，几乎彻底摧毁了日本海军核心力量，制海权完全丧失，海上交通线被切断。
由于争执不下，中国只能寻求美国介入，但美国回应称：政府未讨论蒙古现状的解释，也无权正式解释协定条款。事实上，罗斯福顶着病体，颠簸横跨大西洋赴雅尔塔，只是恳求苏联尽快对日作战，对于斯大林关于远东利益的要求，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杭州银行股票股，根本未考虑外蒙古现状问题。在双方僵持期间，蒋氏寄希望于感情牌，派经国以私人身份单独与斯大林交涉。然而，在国家重大利益面前，感情牌显然无济于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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